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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昭子最难堪的是，儿玉的报道披露了其此前鲜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两度婚姻外，还有成为角荣秘书前，其在新桥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经历。她在角荣去世后的翌年，为《新潮45》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我的〈田中角荣日记〉》的文章中写道：

　　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悲愤到了极点……干脆说吧，被曝光的过去，是我在新桥打工的经历。对我来说，那件事是人生的羞耻。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儿玉的报道无视日本新闻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说事的不成文行规，基本属于“狗仔”行为。正是在某种极度的恐惧、羞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为“昭子”，受伤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儿玉报道出笼后，昭子的爱女敦子遂成了小报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追猎的目标，连上学的路上都会遭到围堵。也许是出于一丝恻隐之心，报道本身虽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闻的发酵效应客观上还是把敦子变成了牺牲品。敦子虽然出生于昭子与第二任丈夫婚内，实际上却是昭子与角荣的孩子。对此，昭子后来承认：

　　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与丈夫的关系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无论如何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女儿的诞生，是我无上幸福的瞬间……将来也没有向某政治家(指角荣)求得认知的打算。即使对方自己要认亲，我也会拒绝。无论户籍上如何，女儿是在管田中叫“爹爹”、“老爹”的声声呼唤中长大的。田中也很喜欢女儿。

　　1972年，就在田中当首相已成定局的时候，其身边两位新闻界出身的秘书麓邦明和早坂茂三出于对其政治前途的考虑，曾向角荣进言辞退昭子。田中自己也明白秘书们唯恐日后媒体拿昭子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但考虑了几天后，他流着泪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但我和昭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分。”遂拒绝了秘书的谏言。对此，早坂表示理解，而麓则离角荣而去。正如古往今来所有面对“江山-美人”考验的政治人物一样，昭子确实是角荣的软肋：没有独当一面的昭子“内当家”式的襄助，角荣未必能成就一代政权;而一朝坐上首相宝座之后，没能及时斩断与旧日红颜的情感维系，坐视新闻界的炒作，乃至引发负面连锁反应，至恶性发酵，也许只有角荣本人才能理解其责任有多沉重。可尽管如此，角荣后来在洛克希德事件的司法调查中，全部责任一人揽过，对昭子没有半句微词，颇有古时武士之风：

　　包括越山会等我的政治团体在内的砂防会馆和有关事务所的事务，由佐藤昭君一手承担。她与我系同乡之谊，同为柏崎出生。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我头一次作为候补参加众议院选举时，协助我处理日常事务，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又担负起越山会的事务，直到今天。她虽然是关西财政经济研究会的会计责任者，可事实上说是砂防会馆及相关事务所的总负责人也不为过。但她于法律、制度并无责任，只是由于工作经历最久，是活字典般的存在，所以才自然被置于右①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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