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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新披露的史料已经能够雄辩地证明：在北洋海军被日本海陆军包围在威海卫军港的最后关头，正是他先在投降书上加盖了提督的大印，并嘱咐程璧光和牛昶昞前去办理具体的投降事宜，然后才吞食鸦片自杀。所以，丁提督实在算不上是北洋海军的英雄！恰恰相反，可能称呼他为“北洋海军的掘墓人”倒是比较合适些。像他这样的指挥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军法从事”的，即使是吞食鸦片畏罪自杀，也是不能逃脱后世的审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汝昌本人在死后被清朝政府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不得入土下葬长达15年之久，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丁提督丁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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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洋海军的一些将领“自杀成癖”的现象，衍生出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话题就是，中国文化对待这一类敢于自裁的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由于我们的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因此，只要人不怕死，就最有可能成为“忠臣”和“烈士”，获得后人的旌表和赞扬，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也。而一旦真的“殉节”，则这个人在生前究竟为国家做了哪些有价值的事情等等，也就一律成了次要的问题，即使有些不利的负面信息，也因为要“为死者讳”的惯例，而统统地被打入冷宫不再提及了。在这种文化定势之下，“平时袖手谈心性，战时一死报君恩”，就成了一些饱食终日的士大夫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因此，每当国破家亡之际，必然是一个“自杀殉节”的高峰期，跳河的、上吊的、吞金的、碰壁的，花样百出，林林总总，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唯独缺少的是那些迎难而上，拼命硬干，以一人之力而力挽狂澜者。

　　俗语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一批所谓的“栋梁”之才，实在是指望他们能够在危难时节力撑时局，使国家能够转危为安，而并不是希望他们一逢有事就玩“自杀秀”，一死了之。事实上，像北洋海军的这些将领们这样的“自杀殉国”，充其量只能为自己赢得个“不怕死”的名声，殉自己倒也罢了，“殉国”是怎么也谈不上的。而且，不但“殉国”谈不上，更是一种对国家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于国事而言，根本就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行为。正像当时北洋海军的营务处道员、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罗丰禄在给其小妾的私信中所言：“威海军务既紧，丁禹亭、刘子香、戴孝侯皆有电来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国家仍无补也。”

　　令人惋惜的是，像罗丰禄这样看问题的精英人物在中国实在太少，所以直到现在为止，类似北洋海军的这些将领一样在国家危难之时自私地选择“自裁”方式自我了断的人士，仍然还被我们的一些人所景仰着，其中的有些人更是不明不白地被捧成了“民族英雄”！这种“一死遮百丑”的奇怪的历史观真是令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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