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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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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满意地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这样，汪东兴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明确，支持叶剑英。

　　毛泽东去世后，正如叶剑英在翌年所说的，这才解决了“投鼠忌器”的问题。此时，叶剑英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剩下的便如陈云所建议的，关键是要争取华国锋的支持。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对这位30年代后期入党、“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同志不太了解，在关键时刻他是什么态度，很多人也不无担心。此时，李先念在联络华国锋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于1972年从湖南调到北京工作后，听到过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斥责，对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也十分反感。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又一再找他无理取闹，华国锋更深深警觉到这一集团对全党乃至对他个人的严重威胁，感到应该将其解决。这一想法，与叶剑英等人的筹划不谋而合。

　　华国锋也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之流的反感，不过因过去没有多少交往，便想找自己到国务院工作后已经比较熟悉的副总理李先念作为中介。何况当时华国锋指挥不了军队，能得到军队和老干部的支持是关键。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