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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罗系列”中，佐证中情局作出所谓“毛泽东陨落”结论的一个主要依据，是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接见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谈到了接班人问题、生死问题”，而且据“发现”“保健医生始终在毛主席身边”。由此，中情局就判断，“毛泽东自觉不久于人世，并且开始考虑谁能接班了”。

　　其实，对于这次谈话，中方史料也有记载。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熊向晖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披露，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我随时准备灭亡。”并且预计了自己的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一个伟大共产党人的豁达和开朗，但在中情局看来，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这种幽默，也因此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此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如中情局所料病逝以及退休，而是继续执政了14年，直到1976年逝世。虽然其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没有动摇。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参考和借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掀起了空前的反帝反殖高潮，也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指导地位。

　　中情局到底哪出了错？

　　那么，一向以世界情报界龙头自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何会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这么多的错误判断呢，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缺乏情报搜集手段是中央情报局面临的主要问题。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的主要来源是空中侦察、谍报和无线电侦察。其中，空中侦察由于中国军队采取了有效的隐蔽措施，实际上收效甚微。而在人力情报方面，美国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内地部署的各个情报站随着国民党的败逃，以及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基本被清除殆尽。如此一来，原本就缺少情报工作基础的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成了一片空白。

　　而中情局情报报告之所以屡次失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其采取了西方式的政治理念来判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即用一贯的“激进”“温和”“保守”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用的理论模式。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政治，只能是摸不清头绪地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