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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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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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